哲學史家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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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9 青野龍吟
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zhèn)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回國后，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xié)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shù)的重要經(jīng)典，對中國現(xiàn)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xiàn)代新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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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馮友蘭出生于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zhèn)。馮友蘭7歲上學，先讀《詩經(jīng)》，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wù)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jīng)》、《易經(jīng)》和《左傳》。
馮家專門聘請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guī)地開設(shè)了古文、算術(shù)、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臺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并繼續(xù)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
1919年12月，馮友蘭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1923年，創(chuàng)作《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nèi)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并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因為中國傳統(tǒng)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養(yǎng)，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識和權(quán)力；中國哲學向內(nèi)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并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后情況。
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并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一文，發(fā)表在國內(nèi)《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nèi)學術(shù)界亦頗為關(guān)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chǎn)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為理論基礎(chǔ)，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shù)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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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shù)生涯的關(guān)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chuàng)制而成。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后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涼?！?/span>其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lián)大的使命結(jié)束，馮友蘭為西南聯(lián)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
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余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jié)，寓六朝之儷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span>
在自我批判的基礎(chǔ)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里回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lián)學習，我也向蘇聯(lián)的‘學術(shù)權(quán)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span>
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shù)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shù)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于其與政治過于緊密的關(guān)系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史，并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zhàn)勝唯心主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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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寫了《對于孔子的批判和對于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fā)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zhuǎn)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
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他在《三松堂自序》說：“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边@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云：“若驚道術(shù)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對解放后事態(tài)紛紜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臺，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shù)春天。經(jīng)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郁悶。
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并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xiàn)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xiàn)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睆亩嬲炎约?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jīng)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愿。
季羨林曾評價馮友蘭道：芝生先生走過了95年的漫長的人生道路，95歲幾乎等于一個世紀。自從公元建立后，至今還不到二十個世紀。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時間夠長的了。他一生經(jīng)歷了清代、民國、洪憲、軍閥混戰(zhàn)、國民黨統(tǒng)治、抗日戰(zhàn)爭，一直迎來了解放。
道路并不總是平坦的，有陽關(guān)大道，也有獨木小橋，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樂觀精神和適應能力，不斷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誠于自己的學術(shù)事業(yè)，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的傳統(tǒng)文化，終于走完了人生長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們可以說他是晚節(jié)善終，大節(jié)不虧。他走了一條中國老知識分子應該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們是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