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中國民間智庫應該追求盈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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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青野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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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入智庫圈以來，我就堅決主張民間智庫應該通過積極探索具有競爭力的盈利模式來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該觀點經常遭到激烈的批判，更多的是不屑一顧。顯然，主流觀點認為，智庫如果盈利，就沒資格稱為智庫。因此，絕大部分“智庫”的定義也必然有非盈利性這一定語作為限制。
在西方政治生態(tài)中，非營利性已經成為智庫界的基本共識。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經濟學人智庫）被所謂的智庫研究權威學者麥甘評為最掙錢的智庫，但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智庫界都并不把其歸入智庫而是歸入咨詢機構。由此看來，中國的智庫建設沿用這一基本原則似乎并無不妥。
然而，如果不對西方政治生態(tài)進行對比研究就盲目奉行拿來主義，必然造成智庫在中國的水土不服。捫心自問，智庫自在中國誕生以來，發(fā)展至今，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少？為何屢屢被詬病為“有庫無智”？
在西方政治生態(tài)中，智庫的非營利性有其必然。由于西方政治生態(tài)中有著十分發(fā)達的公民社會、活躍的政治團體和利益集團、憲法嚴格保護下的言論自由，研究機構在追求獨立性上因此擁有了更大的空間。與中國智庫圈不同，西方智庫圈比較活躍的是民間智庫。由于不需要依靠財政撥款，民間智庫也就不需要依附于權力部門。
當然，獨立與客觀只是相對的。一些大的財團作為某些民間智庫的主要甚至唯一捐贈者，的確不可避免會對智庫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智庫研究部門往往與利益攸關者之間存在一道隔離墻，這使得西方智庫同樣不會對捐贈者產生依附性。加上媒體和社會輿論的監(jiān)督也迫使智庫的財務狀況更加透明，因此西方智庫并不會如某些國內專家批判的那樣成為利益集團的附庸。
即便如此，社會公眾和權威媒體在引用其觀點時也會充分考慮其利益相關性。反倒是某些中國智庫，雖號稱非盈利性，給利益集團站臺、洗地的事不見少干。一些中國媒體也缺乏甄別能力和意識，對中國智庫明顯在洗地或者站臺的所謂“研究成果”或者“專家觀點”不加篩選或說明就引用。當然，中國媒體本身的獨立性也存在問題，內容部門和市場部門的防火墻脆弱不堪，媒體常常把宣傳和新聞混為一談。
不少西方智庫為了增強自身獨立性，努力通過增強捐款多元化來杜絕對某一資金來源過度依賴。這一點最突出的就是布魯金斯學會。西方高度競爭的政治環(huán)境使得智庫這一訴求擁有更大的回旋空間。雖然當前西方智庫界的財務狀況比前三年更緊張，但嚴酷的競爭環(huán)境何嘗不會讓更具競爭力的智庫保留下來？
當然，我并不是說西方智庫一定不會為利益集團代言。利益集團的確可以通過某些手段實現(xiàn)對個別智庫的操縱。尤其在華盛頓這種politics as business的地方，智庫成為某些團體的代言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無論如何，西方社會對智庫的非營利性這一表面原則還是基本尊重的。西方既然能誕生出Chatham House、Brookings、Rand等國際公認的一流智庫，證明其智庫生態(tài)整體基本健康。更何況，西方的媒體也牢牢地筑起另一道防火墻，這也為防止利益集團實現(xiàn)對輿論的滲透起到了關鍵作用。
民間智庫如何有尊嚴地活下去
反觀中國，民間智庫首先應該考慮的不是獨立性問題，而是生存問題。更確切地說，如何有尊嚴地活下去。
坦白說，中國民間智庫生存狀況并不理想。在各大榜單中排名前十的民間智庫，其資金實力相對雄厚，但財務狀況卻并不健康穩(wěn)定。中國民間智庫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喜歡辦會，雖然官方智庫、高校智庫也有類似的特點，但民間智庫是最積極的。這與其對品牌影響和平臺資源的重視程度密不可分。缺少政策反映和溝通渠道的民間智庫必須建立足夠的社會影響力，間接實現(xiàn)對政策的影響和政府關系的建立和維護，這樣也能吸引更多的潛在捐款人。辦會無疑是最便捷的方式。
因此，民間智庫可以沒有研究成果，但絕對不能不辦會。辦會自然很花錢，會務相關費用占到民間智庫年度預算50%以上的比比皆是，有些甚至高達80%。舉辦會議，成為民間智庫實現(xiàn)募捐最有力的方式。但是對捐款人來說，辦會的邊際成本不變，邊際效益卻在遞減。因而他們就會認為，智庫頻繁辦會造成了資源的低效配置，捐贈的積極性也隨之下降。
中國民間智庫的資金來源最主要是捐贈，其次是課題項目委托費用。在資金來源和財務模式上，有三種典型的代表。
第一種模式的代表是深圳創(chuàng)新發(fā)展研究院。數十家深圳大企業(yè)捐贈巨資成立基金會，研究院每年的經費則以基金會理財收入為來源。這種組織和財務架構的設置參考了西方智庫的成熟模式，實現(xiàn)了資金來源多元化以及利益隔離的目的，就架構設計而言在中國智庫當中應該屬于最先進的。但是，這種模式對其它民間智庫來說參考意義有限，其特殊性在于創(chuàng)始人在該智庫的設立和運營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有這種抱負和能力的精英在中國本身極其罕見，因而其它智庫即便模仿相關財務架構設置最終也會很可能導致基金會空轉。當然，這種類型智庫的誕生也同樣需要政治上相對開明、思想上相對前沿、經濟上相對發(fā)達的地區(qū)環(huán)境，因此它出現(xiàn)在深圳也有其必然性。
第二種模式的代表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或者盤古智庫。這種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資金主要來源于捐贈，因而其財務狀況與當年的募捐情況關系比較密切。由于缺少像人大重陽的特殊背景，捐款人對民間智庫的捐贈熱情就弱得多。因此，這些智庫的募捐工作也更具有挑戰(zhàn)性，依靠這種模式的民間智庫的財務狀況也更為艱難。這類智庫的募捐工作往往依靠創(chuàng)始人的人脈和聲望，才勉強維持每年捐款目標的達成。
第三種模式的代表是深圳綜合開發(fā)研究院——我們暫且不討論其是否算民間智庫。這種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依靠課題項目經費維持研究院運營。其組織架構有點像普通合伙人制，各個所的所長承擔著創(chuàng)收任務，將一部分收入按比例上繳研究院。綜開院屬于智庫界最不喜歡辦會的智庫之一，在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當中的知名度也較低，顯然與他們運營模式有關。同時綜開院也是最具商業(yè)色彩的智庫，因而其員工在智庫行業(yè)當中收入也最為優(yōu)厚。
綜開院本身的體制背景是純民間智庫無法擁有的，因而其盈利模式并不具備參考價值。但綜開院最大的意義在于突破了“智庫不能盈利”的約束，體制對這種模式的認可也意味著官方并不反對智庫的盈利行為。民間智庫盈利行為最大的障礙在于保守的態(tài)度以及盈利能力的建設。
中國民間智庫募捐難度極大。由于中國公民社會不發(fā)達，民間對一切泛政治議題的組織或機構保持警惕。在這樣的嚴峻環(huán)境中，具有募捐能力的人才自然也不會選擇在智庫就業(yè)，而寧愿在慈善、環(huán)保這些公益機構工作。資金實力雄厚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盤古等，如非理事長或創(chuàng)始人本身資源豐富，根本無法支撐智庫的日常運營。人大重陽則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從不為募捐問題困擾，但其體制賦予的特殊政商關系平臺作用是其它智庫無法比擬的。更何況，它有人大這一身份加持，成立之初就已無民間智庫之名。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民間智庫如果一味固守所謂“非盈利性”之約束，只有死路一條。在主流意見中，承接課題并不屬于盈利行為，即便課題經費高達數百萬。許多人混淆營利和盈利這兩組概念。簡單來說，盈利是指產生利潤，而營利則是以追逐利潤為目標。智庫不應該營利，但應該盈利，因此也應該有盈利行為。智庫不應以追逐利益為其存在之目標，因為其公共屬性決定了它必須與特定利益保持距離。主流人士樂意接受課題委托，對于課題委托背后的潛規(guī)則也心知肚明。在實踐過程中，中國智庫完全無法擺脫利益攸關者的影響，甚至主動迎合后者。因而所謂的“非盈利性”與“獨立性”，往往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牌坊。
實際上，盈利行為廣泛存在于中國各類智庫之中，差別只不過是盈利能力的高低。因此，與其讓智庫標榜“非盈利性”，不如認真審視智庫的獨立性。整體來說，不僅是民間智庫，中國所有類型的智庫在利益攸關者隔離機制方面做得都不盡如人意。中國智庫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機構整體一定會受權力部門或者捐款人的較大影響，影響程度取決于資金來源、智庫架構設置、智庫人員操守等。部分所謂的智庫甚至堂而皇之地為某些利益集團站臺，完全無視本身的公共屬性。
要提高中國智庫的獨立性，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首先，智庫內部要自覺建立與利益攸關者的隔離墻。智庫可以為客戶或者捐贈者提供不具有公共屬性的服務，但絕不能利用其政策渠道、媒體渠道為利益攸關者發(fā)聲，即不允許智庫利用社會賦予的公共屬性變現(xiàn)。智庫圈成立某種類行業(yè)協(xié)會的共同體組織，達成基本的原則和要求，通過成員自律及他律，盡量避免出現(xiàn)觸碰底線的行為。其次，本人反對成立任何形式的行業(yè)協(xié)會或監(jiān)管機構，這對智庫的良性健康發(fā)展將會造成巨大的打擊，迫使所有智庫成為權力部門的附庸。再者，媒體從業(yè)者也要提高自身的鑒別能力，對智庫的言論和成果要進行利益關系排查。
盈利不應該成為民間智庫存在合理性的困擾，智庫從業(yè)人員應該在建立利益隔離的前提下著重提升機構的盈利能力，這才是民間智庫有尊嚴地活著的關鍵所在。政商關系平臺作用的確是中國民間智庫的優(yōu)勢，但不應該沉迷于此。頻繁舉辦會議是舍本逐末，智庫的核心競爭力還是政策研究。民間智庫只有實現(xiàn)了財務上可持續(xù)發(fā)展，才有推動研究能力建設的基礎。至于智庫如何在保持獨立性的過程中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如何成功探索出有效的盈利模式？是值得所有智庫同仁深思的問題。?